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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快3官方2021-11-24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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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学者：全球治理面临挑战，“中国方案”务实践行多边主义******

　　中新网北京1月5日电题：意学者：全球治理面临挑战，“中国方案”务实践行多边主义

　　记者陈彩霞孟湘君

　　2022年，世界局势加速演变，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国际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势力不断抬头，2023年世界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与新局？中国又如何以自身行动，继续担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

　　意大利洛伦佐·梅迪奇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法比奥·马西莫·帕兰迪近日接受中新网专访时表示，2023年影响全球局势的变量众多，如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等因素，而多边主义的缺失，是影响整个国际关系走势最重要的因素。他指出，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将以务实态度倡导各方平等对话，着眼于弥补全球治理缺失等问题。

　　“乌克兰危机是更大冲突的缩影”

　　当前，乌克兰危机仍在继续，和平谈判曙光难现。帕兰迪认为，乌克兰危机不是局部危机，而是俄罗斯与美国、北约等国之间更大冲突中的一部分。其根源是美国挑起的地缘政治对抗，背后目的，在于美国企图维护其全球霸主的单极国际秩序。

　　帕兰迪指出，当前，西方正在以“非常激进的”方式援助乌克兰，且没有公开任何合理和明确的未来路线图，更不会真诚地去寻求解决方案。因此，短时间看不到乌克兰危机结束的趋势。这场冲突，下个月不会结束，可能甚至2023年内，都难以结束。

　　虽然土耳其、中国等负责任的第三方国家，试图从中斡旋帮助解决这场危机，但能对局势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直接对垒的俄乌双方。

　　“西方孤立于世界一体化进程之外”

　　当前，欧洲和美国并未践行多边主义，拒绝俄罗斯的融入，导致全球治理存在缺陷，帕兰迪强调，美国无异于是在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

　　帕兰迪强调，在强大的西方体系之外，世界其他国家正在增加相互依存度，并希望找到打破冷战思维的方法。但事实上，西方正采取孤立的方式发展。因此，环顾当今世界，帕兰迪指出，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孤立的西方，以及一体化程度加深的亚洲。

　　亚洲国家之间正不断呈现新的相互依存度和一体化进程，中印俄以一致对外、可持续的方式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联系。如，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亚洲国家与拉丁美洲、非洲积极互动举行会谈。近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会面也是如此，充分说明这种西方之外的一体化进程在转变和发展，而西方正在将自己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新一体化进程之外。

　　“美国要首先摆脱对华冷战心态”

　　谈及大国关系发展趋势，帕兰迪认为，如果以华盛顿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改变自己的(冷战)思维和外交政策，支持各国相互尊重、相互依存，根据新的世界力量平衡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像中美关系这种重要大国关系中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他指出，一方面，中国正在以一种积极的、意义重大的方式努力，以促进多边主义、各国相互尊重和实体经济合作。

　　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却采用几近对抗、保护主义和滥用经济制裁的方式对待中国等国。因此，如果美国不能首先出发，摆脱这种冷战心态和封锁逻辑，中美关系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

　　“中国外交务实践行多边主义”

　　中共二十大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先后会见德国、古巴、蒙古等国领导人，随后出席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两大峰会，并出席首届中海峰会，取得丰硕外交成果。

　　帕兰迪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和信号，显示出中国想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想法和意愿，证明了中国正为践行多边主义而努力，不会歧视任何国家，正在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这些外交努力并不掺杂任何负面因素，主要是增进相互理解，从相互尊重出发，着眼于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各国发展差距和全球治理缺失等，这是中方的重要目标。

　　帕兰迪强调，2023年，如果中国能顺利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它将继续为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加强欧亚一体化做出努力，并再次为世界实体经济复苏与发展做出贡献。

　　帕兰迪认为，中国一直秉持务实态度，倡导与世界各国展开平等对话，帮助各国解决发展差距问题。中国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很多认同，世界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时采用的“中国方案”。帕兰迪相信，这是帮助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关系实现“真正民主化的唯一途径”。(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

　　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供图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

　　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摄

　　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