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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盏心灯，暖一院人生——“电亲戚”与盲人邻居的第61个春节******
新春走基层丨点一盏心灯，暖一院人生——“电亲戚”与盲人邻居的第61个春节
新华社沈阳1月11日电题：点一盏心灯，暖一院人生——“电亲戚”与盲人邻居的第61个春节
新华社记者王炳坤、于也童、武江民
小年快到了，33岁的杨迪身穿工装、腰挎电工包，拎着米、面、油等年货，穿行在沈阳市铁西区“盲人大院”的几栋居民楼之间。
刚爬上7楼，还没等他腾出手敲门，屋里就传来熟悉的声音，“是小杨迪吧。”因为来的次数多，76岁的盲人阿姨邱淑华光凭脚步声就能“认出”他，“这几天我正念叨你呢，你就来了！”
1月5日，杨迪为邱淑华送去节日慰问品。(新华社记者武江民 摄)
“盲人大院”是民政福利企业原沈阳市互感器厂盲人职工的宿舍，20世纪60年代曾有70余户盲人住在这里。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日子总是光亮的。杨迪是国网沈阳供电公司郭家供电营业所第14任所长，61年来，郭家供电营业所一直守护着这里，“电亲戚”们定期上门维护线路、维修电器、打扫卫生，为盲人们点亮了一盏盏“心灯”。
走进邱淑华家，杨迪一放下年货，就开启了“电工模式”。他顺着墙上的线路，从电箱、电线到各类电器，不放过一个细节地检查。“刮风下雨必到、下雪必到、逢年过节必到，这是老所长定下的规矩。”杨迪说，“这个习惯保持了60余年，我们要把它延续下去。”
1月9日， 郭家供电营业所员工在“盲人大院”为一户盲人居民完成线路检查后，准备前往下一户继续进行检查。(新华社记者潘昱龙 摄)
“盲人大院”和郭家供电营业所的故事开始于1962年。那时，“盲人大院”还是平房，盲人们共用一块电表，算起电费不免发生口角。抄表员刘继增体谅盲人们的难处，他挨家挨户把电费算清楚，“一户不落，一分不差”。
盲人们打心眼里佩服这个实在人，也对他产生了依赖。郭家供电营业所了解情况后，干脆让每一任抄表员担任联络员，成了盲人们的“电亲戚”。
几十年来，“盲人大院”的“电亲戚”越来越多，由一代代抄表员，扩大为郭家所的全体员工。国网沈阳供电公司还专门组建了“郭家爱心团队”，盲人们外出办事他们陪同，盲人们缺啥要啥他们代购，盲人们生病受伤他们照料……从最初的排忧解难到而今的呵护陪伴，82岁的佟德禄说：“远亲不如近邻，供电所离得近，有大事小情我们一个电话，‘电亲戚’们保准就会出现在身边。”
从邱淑华家出来，杨迪和爱心团队成员来到“盲人大院”的盲人活动室。墙壁上写有“2023年新春慰问活动”的红色横幅，让这里“年味儿”十足。一名志愿者掏出剪刀、推子，凭借老手艺为盲人们理发。几名盲人坐在长长的条凳上，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他们与“电亲戚”的往事，怎么也唠不完。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三伏天，有一家下水道堵了，咱所的许刚一只手拿铁钩，另一只手戴上手套伸到便池里面，硬生生给‘掏’通了。”73岁的矫淑芬说。
“每年冬天一下大雪，我们还在睡梦中，一听到外面哗啦啦的铁锹声，就知道是‘电亲戚’们扫雪来了。”75岁的盲人大爷肖德仁说，不管雪下多厚，从单元门出来肯定会有一条道；顺着这条道往外走，指定就能到达小区门口……
61年间，“盲人大院”从平房变成楼房，盲人住户从70余户减少至30余户，从年轻力壮变成垂垂老者。“电亲戚”虽然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每一批都随叫随到，默默守护在盲人邻居身边。
1月9日， 郭家供电营业所一位员工正在查看盲人居民用电情况。(新华社记者潘昱龙 摄)
下午4点左右，活动室的“2023年新春慰问活动”临近尾声。杨迪像往常一样，紧紧牵着邱淑华的手送她回家。独居的邱淑华说，她现在生活有保障，“有了你们这些亲戚来走动走动，就能过个好年，对新的一年充满希望。”
文物寄存办法惹争议 学者吁台北故宫应有使命感****** 中新网12月20日电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兰千山馆”文物因寄存合约期满，台北故宫以院区库房空间有限，倾向不再续约，引发争议。岛内多位学者19日在一场公听会呼吁，博物馆应以公共性为目的，机关的使命感应永存于心，即便是寄存，都应有相互信赖与尊重的过程。  台北故宫院长吴密察。图片来源：台湾《中国时报》 刘宗龙 摄台当局“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9日举行“台北故宫博物院近来作为是否符合公共性？”公听会，就寄存办法的变革等问题，邀请学者专家进行讨论。 台北故宫院长吴密察称台北故宫典藏的质量很丰富并不需要以私人寄存的方式来弥补典藏。 吴密察说，台北故宫寄存办法的变革是为了“符合博物馆的公共性”，将以捐赠为前提的方式进行寄存，执行上分成两种方式：一是合约到期后即启动捐赠的审查程序；另一是在合约期满后确认寄存人同意捐赠，启动审查程序，若无捐赠意愿则由寄存人取回。 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教文体育组召集人陈学圣认为，吴密察的说明，让人不解为何历经8任院长都相安无事的制度如今却“崩坏”，寄存制度被院长视为只是沦为有钱人的仓储？ 还有多位学者均指出，博物馆应以公共性为目的，一旦做出决策，影响的不只一代人更是后代子孙参与或接近文化艺术的权利，即便是以捐赠为前提的寄存，都应有相互信赖与尊重的过程。 东吴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刘维公则提醒，以捐赠角度看，重要文物要求捐赠在实务上可行性非常低，一旦文物迁出，再拿回来或借展的成本会超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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